牧羊人讀書筆記
Description
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功德不可思量
朱敬一大使傳授「外交官不住相讀書法」
其功效不可思量
朱敬一，身上掛滿總統科學獎、中央研究院最年輕院士、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等無數學術勲章。他是國際知名經濟學者與人口學者，卻也擔任過台灣的科技首長、駐外大使，跨足經濟、科技、外交領域；這大概是古今中外僅見的資歴涉獵。他派駐WTO大使期間 （2016-2019），適逢美中貿易與科技的激烈衝突，這又恰是朱院士經貿與科技專業所能發揮的戰場。朱大使認為
廣泛閱讀是創意外交的根本；
唯有知識，才能豐厚外交官的涵養與應變能力。
朱敬一院士擔任我國駐WTO大使三年多來，以靈巧彈性的「非典型」外交屢創新局，如「蘭花外交」、「書法外交」等，成功跨越語言藩籬，提升台灣形象。超越框架束縛的應變力和開創性，來自龐雜大量的深度閱讀，駐WTO三年期間，他讀了超過三百本書，不是僅僅翻閱，而是通透理解，並且為每本書寫下百餘字至八千字不等的書...
Highlights
「經典」是恆久的「當代」——讀《余英時回憶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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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知道，「書法」所築基的繁體中文，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。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，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。
丘成桐院士的「宇宙幾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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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樣化（diversity）最大的好處，是在「環境發生大變化」的情況下。如所周知，所有一門深入的專注，都不利於因應環境劇變。遍地開花的龐雜，卻往往恰能找到環境改善下的因應之道。
經濟學家讀生物演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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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化生物學上用英文「handicap」這字描述「呈現弱點」，讀者可能覺得奇怪。其實，高爾夫球高手對弱手的「讓桿」、「拉遠開球距離」也是用handicap描述。
「學界大咖」與「大學者」，差別在哪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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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定要為淺而窄的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找理論基礎，我認為羅爾斯的重疊共識（overlapping consensus）似乎更為貼切。司法判決論述之寬窄深淺，其實是決定於不同意見者之間理念重疊的程度。只要重疊的部分能解決爭議，那就沒有必要去牽拖太深太廣卻沒有共識的部分。在我看來，重疊共識是一種有效率的思辨方式，而不是因為我們更信任司法之外的其他民主環節。
《窮人的經濟學》——解決貧窮或是「研究」貧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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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發展課題最基本的核心，是人文關懷，而不是計算「某種試驗的邊際效果」。但是有些經濟發展的教授，往往只是要發表文章，不管其他。計算邊際效果如果沒有一點通識教育的視野、沒有公平正義的理念，那就是「不見樹木，只見輿薪」。計算邊際效果如果侵犯基本人權，更是根本不該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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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權研究的問題是：別人沒有辦法重複，或是很難複製，以驗證或是反駁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。兩位學者也許沒有壟斷資料，但別人真的很難有機會駁斥其結論。
由《世界不平等報告》，談遺產贈與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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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乎動態公平：哲學家德沃金（Ronald Dworkin）指出，動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「多回饋努力、少獎勵機運」，英文是ambition sensitive, endowment insensitive。父母的遺產贈與對子女而言是天上掉下來的機運，完全與他們的努力無關，是最典型的機運（endowment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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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服兵役期間越長，人民逃避兵役的動機就越強，但是兵役役期之長短，絕對不只是建立在「X役期能夠使逃避兵役人數最少」這樣的狹隘思考之上，還有許多其他的國防機動性、戰技培訓、公民意識等複雜考量。租稅設計亦然。如果只是為了極小化逃兵人數，那麼兵役役期應該降為「一秒鐘」；但是這種白癡論述，顯然不值一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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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制設計的關鍵之一是行為引導。當我們因為前述德沃金的公平哲學理念而課徵遺贈稅時，其實也是在做一種行為引導：引導遺贈行為的「對照組」，是希望父母親多做消費、多做投資、多做捐贈、多做公益，而不見得是「多把錢移轉到開曼群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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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租稅都有稽徵成本，個人也都有逃避動機，嚴格說起來也只能課到「逃避規劃不力」的人的稅。台灣最難逃避的稅就是薪資所得稅；但是國家不能因為這樣，就緊咬著受薪階級課稅，而放過那些善於逃避的納稅人。租稅設計有四個考量：分配公平、國家建設、國際競爭、稽徵成本。所謂「能否輕鬆課到稅」，只是稽徵成本的片面思維，不應由此主導租稅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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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腦袋裡沒有理論概念，數字所呈現的意義微乎其微，且其詮釋也容易極端扭曲。誠如愛因斯坦說的： It is the theory that determines what we observe,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.
從《富稅時代》評論二○一七稅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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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正義不是任何一位駐外大使的業務，但是它是每一個「人」得以在社會立足的核心價值、是每一個有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的共同關注
為什麼Amazon拿不下紅白葡萄酒的零售市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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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買小家電，基本上看看耗電數據、保固期限、網路評語，就可以下單了。但是因為葡萄酒的品類、年份知識太複雜。這些幾十萬、上百萬種不同品項酒款的知識，網路上不見得都有，而即使有資訊，也沒有辦法「為個人特定需求而做整理」。因此，很多需求者都是需要「被教育」、「被影響」的。這也是他們仰賴傳統葡萄酒銷售人員，不能靠Amazon的原因。
「永續發展」與九二共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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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，台灣若是不與中國統一，就像是甲午戰爭後領土的流失、主權的淪喪；那是民族主義者刻骨銘心的羞辱。民族主義者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同源、種族同根，不允許同族同胞自外於中國。而拒絕「一中原則」的九二共識，就是「自外」的開始，當然不能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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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什麼是民主？民主不只是「我們這一代」人的決策要循一定的程序，民主必須是指「每一代」人民實踐憲政程序的意志不受扭曲、不被壟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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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，必須是指每一代人可以隨客觀環境與主觀認知的改變，做自己獨立的決定！所謂祖宗成規，頂多只有情感上的訴求，絕對不應該成為決策範疇的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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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的布蘭特委員會（Brundtland Commission）對永續發展的定義廣為各界接受，原文是這樣描述的：永續發展是「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」。永續發展，就是要在這一代追求福祉的同時，不減損未來世代追求他們福祉的機會。就政治決策而言，任何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決策，都不應該減損或是犧牲未來世代的決策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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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如果不強調「謀求國家統一」的未來必然性，不去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，而把「一中」描述成文化血緣的歷史淵源，這樣的論述就比較沒有「約制必然性」，而像是一個歷史血緣傳承的認同訴求。有些人強調這個傳承，藉以舒緩對岸極權民族主義者的衝動。這就只是策略面的選擇，而不涉及民主的核心價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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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永續發展的經濟角度，「不限縮未來選項」可能是透過立法規範（例如種種綠色能源法規減少暖化速度），也可能是道德的自制（例如呼籲綠色生態，不使某些物種滅絕）。就兩岸而言，為了避免決定台灣未來走向的公投變成內造的非民主，某種立法限制應有其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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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學上有「防衛式民主」（defensive democracy）的概念，容許立法禁止「希特勒式的內造非民主」，亦即利用民主制度的內造寬容，創建一個獨裁體制，結果卻剝奪了未來的民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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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之間也可能有類似的問題，例如這一代人如果透過公投決定統一於一個獨裁體制，於是後代人就再也享受不到民主。這樣，就像是這一代人嚴重限縮了未來世代的自由選擇空間，當然違反了永續民主的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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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之間的根本差距在於「民主」，而不是「民族」。只有在受民族主義陰影籠罩的集權中國，才會逼迫台灣的總統或行政院長對九二共識表態、強迫應考答題、要求提出類似「兩岸一家親」的替代論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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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 did not inherit the earth from our ancestors; rather, we borrow it from our childre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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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續民主看重子孫綿延，而不是祖宗成法。
大學校長遴選的「反向選擇」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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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「總統可以普選、大法官不行？」原因是：總統行使的權力涉及廣泛人民的一般利益，需要的是敏銳的判斷與平衡的思慮。但是大法官解釋憲法、對司法案件做終極裁判，需要的則是專業法學法理的掌握與推理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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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突破本身就隱含著拔尖、追求第一的意義。如果大學要在研究上追求拔尖、卓越，則它在制度、薪給、領導、設備等各方面，都需要有配合的設計，否則斷無可能成就其研究卓越。拔尖是追求極值，中位數是呈現平庸，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，這是邏輯矛盾、緣木求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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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O與校長的差別，也許就像創投業者與教育家的差別。教育家對失敗者的疼惜，可能遠大於其對成功者的關注。我講不上來，也許關鍵在於人文關懷吧。沒有對學生的真誠關懷、對提攜下一代的熱情，大學就只是個優勝劣敗的提前篩選。但是教育，不該是如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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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教育一方面要拔尖，另一方面還是要「啟蒙」。拔尖需要視野、見地；啟蒙需要關懷、提攜。不論是拔尖或是啟蒙，都需要優秀校長的引領。普選只能選出中位數的政客，絕對選不出好的校長。
《出賣中國》與《金錢密界》的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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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
一個富裕但不民主的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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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（Amartya Sen）在其著作《正義的理念》中說，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大規模的饑荒。原因是：糧食其實是能引進的、夠賑災的；只是極權體制的種種僵硬，使得糧食偏偏就是到不了飢民手上，而且此種體制僵硬無從修正，所以才會產生饑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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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過去三十年，確實變強了，但是對於人民的箝制壓抑，卻是日益嚴重。對中國而言，經濟成長只是麻痺人民、令他們在舒適生活下不致反抗的鴉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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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「異形」怪獸。一開始，共產主義是要反制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之弊。但是後來，這個左派反制居然產生「變種」，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，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，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、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。
「地緣政治」過時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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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在單一問題面向，才有所謂「選邊」；或東或西、或戰或和之類。但若問題面向有七、八個，「選邊」就是個不當簡化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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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乎以上，中國對台灣乃逐漸收緊箍框，只談一中不提各表、鼓吹一國兩制、提出《告台灣同胞書》、奪走台灣邦交國、大力支持親中代言人，步步進逼。中國今天的姿態，早就大異於二十年前。此外，中國今天以四十／六十的實力直接挑戰美國，美國也沒有什麼必要對經濟實力只有一．五％的台灣給太多的權數。三角癱塌成為雙邊，不足為奇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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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是小國，不可能在美／中角力戰場扮演太多拋頭露面的角色。台灣只能就精確擇定的少數戰場，做好「扭轉戰局」的關鍵角色。所謂扭轉戰局，英文是pivotal，意指小小扭轉當下的角度或切入，期待結構性地大大改變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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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貿事務不是海權、不是民族主義鬥爭、不是「我要取代你，我要當老大」的地緣生死搏命。經貿應該是互利互惠的雙贏，從來就不該是零和賽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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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可以在關鍵處站邊，技巧性扭轉戰爭方向，達成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。三角癱塌成雙邊，已成定局，台灣則必須將三角槓桿改變為關鍵扭轉。環境改變了，台灣卻仍然迷迷糊糊地抱緊二十幾年前的地緣政治概念，是昧於形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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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五百年來，世界從來就沒有擺脫帝國強權的陰影。殖民侵略、世界大戰、冷戰對峙，台灣始終是在強權壓制之下掙扎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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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這些戰場，一個個都是台灣的國安戰場。今天兩隻大象打架，他們的兵器複雜而多元。做為觀戰者，我們的選擇絕對不只是「選邊」或「不選邊」而已。
自由貿易之外，究竟該不該有「產業政策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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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自由化國際化不能算是經濟政策，就像「放牛吃草」不能算是教育政策一樣。有些人以為，自由化國際化、開放競爭，廠商就會找到他們最有利的方向，政府不必多做其他。他們主張：經濟政策應該要「產業中立」，政府只要開放市場，不必對產業大小眼。但這是不懂氣宗的鸚鵡學派最大的盲點，也是傅利曼學說的盲點。
全球化下的「異形」勞資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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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之下各種勞務外包、廠址選擇、原料採買，都多了很多國際選項。若是沒有這些選項，資本家對於工會的種種要求就算不滿意也只能勉強吞下去。但是當國際選項變多之後，資本家大可以對勞方說：「我要遷廠去越南了，那裡的勞工較便宜。」一旦資方如此表態，勞工團體還有搞頭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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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一旦資本家用「你不降稅我就把公司遷走」威脅政府，許多政治人物就讓步妥協，表面上是要把本國稅率「降到與香港相仿」，實質上卻是棄守了國家代表人民對善於全球移動的資本家的制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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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，是一個「分配」問題，不是一個效率問題。資本家老是強調「要把餅做大」，餅做大了你我都可以分到更多。但是勞工的邏輯不是如此。第一，他們認為，不管餅大餅小，都有分配的問題；勞工權益不是餅做大「之後」才有的議題。第二，歷史經驗顯示，資本家做大餅絕對是為了自己；勞工幫助資本家做大餅，不會自動得到好處。勞工權益是爭取來的，與餅大餅小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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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效率與改善公平是兩個平行議題。當台灣官員說簽某個協定「利大於弊」時，其實根本沒有回答受損抗爭者的問題。提升效率的定義就是指整體利大於弊，而這背後就必然有人受損有人獲利。若是向受損的某甲說：「某乙所獲之利大於你的損失」，這種利大於弊的陳述大概只會令某甲更是火大。兩岸市場開放或者台灣走向國際，都是資本家的期待，卻是台灣勞工的夢魘。總體利益是否利大於弊，並非勞工關心的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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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競爭的市場雖然確能提升效率，但是國際貿易市場卻從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。不但老美最擅長在貿易談判中逼迫對手開放美牛、美豬進口，甚至在貿易磋商的議程設定上，往往都是強權國說了算。總之，走向自由貿易的「過程」，是對強權國比較有利的。這與十八、十九世紀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合」，若合符節。當年帝國主義如何傷害勞工或農民，今天就可能再度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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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權國操作而傷害我們的勞工、弱勢者，那麼政府該如何未雨綢繆以為因應，或是如何在開放與不開放的品項取捨中得到最大的利益？這裡所謂的利益不是總利益一個數字，而包括了分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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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利益既然與「權利」無關，就無所謂誰對誰錯。罷工雖然在歐美國家習以為常，台灣社會最近是被華航空服員與機師兩次罷工震撼，才稍微有些體驗。一般的罷工，是勞工以暫停履行勞動契約的方法，逼迫資方面對利益的損失。